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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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结，钟晓欢

2024, 1(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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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深入剖析地缘政治、贸易冲突与全球价值链（GVC）重构的内在关联，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双重视角下考察GVC重构的底层逻辑与演化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制度性冲突已深度嵌入GVC，诸边联合博弈左右GVC重构进程和方向，GVC重构经由投入产出关联放大贸易冲突和大国博弈的负面影响。其次，利益分配失衡加剧GVC选择性“脱钩”“制造业回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贸易动力模式进入新旧转换通道成为GVC重构的驱动因素，促使GVC开始重构，而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目标、技术性贸易摩擦常态化、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盛行则成为GVC加速重构的催化剂。未来，主动需求协同被动应对推动GVC重构愈加泛化、全球价值链非市场变化凸显主权化趋向、自主创新成为GVC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中国应贯彻落实创新立国战略，通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加快推动本土核心技术创新，坚持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利用好进出口两面市场，与主流国家加强交流。本文扩展了从外部动力视角探究GVC重构的研究内涵，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具有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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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外溢效应——基于公司融资需求与信用利差的研究

任颋，程玉伟，张骞文

2024, 1(9):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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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1～2020年数据研究了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下非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与信用利差变化情况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扩大了投资者对非房地产行业债券的投资规模，相比低融资需求企业，投向高融资需求企业的资金规模更大，企业获得融资后信用资质改善更明显，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有显著的异质性作用，高评级企业、所处金融环境更好及投资者偏爱行业的高融资需求企业的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但“非优势”企业的债券利差也显著缩小，政策具有普惠影响。因此，应重视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对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溢出影响，引导资金更有针对性地投资于“非优势”企业，充分利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的溢出效应，提升经济长期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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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基于金融地理视角的经验证据

吴心泓，吴心湄

2024, 1(9): 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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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金融地理视角，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银企距离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提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的假说。据此，本文利用银企距离对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加权，构建企业层面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并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相应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具有广泛普惠性、风险可控性和精准匹配性，并且这一正向溢出效应在高市场化程度、高数字技术水平的区域更加显著。本文还发现虽然其他融资渠道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均无法实现完全替代，表明各地政府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溢出效应予以更多关注。本文丰富了微观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为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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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设立与地区招商引资

杨波，李雪，陈俊宇

2024, 1(9): 7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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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助于通过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空间资源有效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2009～2020年智慧城市试点与北京大学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智慧城市设立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设立提升了地区吸引外资水平，表现为增加单位企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于非资源依赖型地区，这一效应在资源依赖型地区更显著，同时在地理区位上呈现出向西部倾斜的特征。机制检验显示，智慧城市设立可以通过促进要素实物集聚和虚拟集聚来提升地区招商引资水平，而样本期内实物集聚发挥的作用更大。本文为探索经济新发展理念和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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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来自人口普查的证据

仇童伟，张丹茹，罗必良

2024, 1(9): 10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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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于产业发展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否则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就需要适时调整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精准扶贫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县人口外流加速。机制检验显示，精准扶贫促进了贫困县经济增长，但同时加速了贫困县人口外流；贫困县交通条件改善也是引发人口外流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处于非城市群的贫困县相比，处于城市群的贫困县更可能因精准扶贫而出现人口流出的情况；精准扶贫相关财政支出也提升了贫困县人口外流速度。本文旨在说明，在贫困县大规模人口流出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将对地区的财政投入调整为对人的财政投入，合理定位脱贫地区的角色，避免过度或低效的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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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城乡破壁与农业增长

汪雨雨，赵增力，姚万军

2024, 1(9): 14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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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劳均农业生产率是保证粮食稳定供给、收敛城乡发展差距的关键。本文基于2003～2020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县域劳均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新型城镇化政策使当地农业额外增长5.6%，促进了县域劳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了农村劳动力流出，依靠机械投入替代劳动力投入的作用机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具备农业规模生产条件的平原地区的劳均农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三，改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政策无法直接提高劳均农业生产率，但能通过与新型城镇化政策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动，增强了新型城镇化政策效应。研究认为“以人为核心、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是促进农业增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应进一步通过优化制度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县域为载体推动要素城乡流动，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及城乡融合的加深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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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建设能促进农民消费吗？——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准实验证据

杨新宇，朱玉春

2024, 1(9): 1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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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阶段，突破扩大农村消费的瓶颈、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已经成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政府引导的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为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可行的新路径。本文基于2011～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借助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这一准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政府引领的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能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约2.4%；作用渠道分析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破除数字技术使用障碍、降低贸易成本三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和电子商务欠发达的县域政策处理效应更大，说明该政策对农村消费福利的影响具有包容性。因此，应持续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在提高农村地区电子商务覆盖率的基础上，完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相关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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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研究——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平衡为视角

李猛，赵若锦

2024, 1(9): 21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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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表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其鲜明特征和时代价值，2025年底前全岛封关运作更是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大好机遇。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大风险挑战，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其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经济主权风险、国际投资风险、金融开放风险、数据跨境流动风险、优惠税制安全风险、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建设过程中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明晰开放发展与安全风险防控的辩证关系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强防范外资安全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精准全面防控税收风险、维护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举措，加快建立起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从而在安全风险可控前提下率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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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网络规划与城际经济协同发展——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比较

罗富政，贺小龙

2024, 1(9): 24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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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是我国优化城际发展格局的重要方向，而合理进行高铁网络规划对于促进城际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分别构建度数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指标以刻画高铁网络的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并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全样本下，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均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通达深度的正向作用相对更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西部地区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大城市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是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作用于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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