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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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博文, 许培源, 肖义

2023, 3(7):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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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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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与比较优势增进

张同斌, 陈婷玉

2023, 3(7): 7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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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升及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模式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融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国内服务业的融入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生了“产业融合悖论”现象,这与制造业现有优势产业较为低端以及国内服务业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匹配度不足等因素有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产业融合化能够降低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并提升其平均利润,而技术差距以及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在与国内服务业部门融合进程中受益,总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的共同影响。应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构优化以提高服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国内服务业作为其产业融合化的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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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字关注与企业数字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的证据

刘毛桃, 方徐兵, 李光勤

2023, 3(7): 1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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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创新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政府数字关注作为政府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决策议程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设计,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政府数字关注影响企业数字创新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这一促进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型的企业组别中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且政府数字关注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投资和企业研发投入等途径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可为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激发数字创新活力,进而为实现数字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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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成本效应:基于关税等价视角

姚亭亭

2023, 3(7): 14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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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境流动受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关注,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成为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变量。本文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成本效应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基于全球27个国家2014～2017年的经验数据展开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线性假设还是非线性假设,贸易双方实施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都会显著推动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且数字服务产品替代弹性越小,双边贸易成本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越敏感;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会通过抬高双边贸易成本进一步对数字贸易进(出)口产生较显著的抑制作用;与进口比较,无论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出口贸易的直接抑制效应,还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经由助推双边贸易成本对数字出口贸易的间接抑制效应,均更加显著。本文基于中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和促进数字贸易出口视角,从经验研究结论中剥离出相关的政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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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水平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周文义, 陶一桃

2023, 3(7): 17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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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是评估当地市场经济成熟和发展程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使城市的创业水平提高6%左右。第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水平。第三,在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较强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的影响更大,呈现出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对城市信用体系的互补效应。城市信用体系与市场正式制度具有替代作用,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越大。第四,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初创企业以及现有企业平均规模小的城市的创业水平受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更大。本研究有利于增进对创业影响因素的认知,揭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激发创业活力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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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干预政策与区域经济韧性——来自中部崛起战略的证据

周宗根, 程路议

2023, 3(7): 20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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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干预政策的长期效果受限于经济增速趋缓和区域经济分化等结构性困境,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是破解结构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建设韧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本文使用《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中的中部六省老工业基地城市的1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倾向得分匹配和分位数倍差方法,分析空间干预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空间干预政策提升了区域经济韧性,并且在改变不同匹配方法、安慰剂检验等各类情形下这一结果都较为稳健。空间干预政策的最终受益主体与预期不一致。韧性较低的地区并没有因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而提升自身的经济韧性,相反地,经济韧性较高的地区该政策效果更明显。产业多样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GDP对处于不同韧性基础分位的地区呈现非对称性影响,特别是对韧性较低的地区构成一定约束。中部地区的经济韧性主要由产业结构决定,但也受限于产业区域竞争力,且产业结构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本文所揭示的先前空间干预政策可能在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方面有所局限的现象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制定、调整区域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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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与“双子星”城市发展——来自重庆直辖的经验证据

静峥, 谢泽宇

2023, 3(7): 24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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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行政等级和行政边界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认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在与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行政边界的增加会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本文基于1992～2012年区县级的夜间灯光数据,使用DID和SDID模型谨慎评估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对成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庆直辖促使成都市的灯光亮度显著提高了25.7%,即显著促进了成都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经排除干扰政策和更换实证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成渝两地合作加强,以及成都对四川省内资源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加强是成都经济实现超额增长的原因。本文研究结论对理顺计划单列市与其所在省省会城市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推动区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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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政府职能转型与人力资本积累

王耀辉, 孙鹏

2023, 3(7): 2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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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撤县设区为例考察了由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型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使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并采用双重差分实证策略。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会显著提高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撤县设区后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因此会加大财政教育支出,促进教育质量提升,表现为辖区生师比显著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对女性以及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和距离市区较远的县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本文的结论可以为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领域制定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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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个倒“U”形关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臧传琴, 林安冉, 张晏瑞

2023, 3(7): 31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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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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